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石化总厂最早引进的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设备刚运行一年就在检修中发现了很多设备的腐蚀问题，后来还发生了裂解炉弯管处腐蚀穿孔喷火事故。科技人员自动承担起解决科技难题的责任，经过日日的夜夜奋战，不到一年就解决了生产中急需的问题。这种科技攻关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戴芳澜先生担任所长。郑儒永跟随应用真菌学研究所进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成为该所的一名科研人员。从此，她便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辛勤工作，一干就是60年。 科学精神的传承 1973年，戴芳澜先生病逝，享年80岁。此时，郑儒永已经成长为中国真菌学领域的中坚力量，成为成绩突出的女科学家。她接过老师亲手交托的那面科学的旗帜，牢牢扛在肩上，无惧险阻，昂首向前。
顾先生全身心为国为民为事业，赤胆忠心，是大家的楷模。他不仅干一行爱一行，还注重提携后辈，为我国的大气科学和气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顾念中华数改行，震天处处耀红光。 潮思只为人民涌，先生楷范赤心肝。 这是1963年春天我写的《赠顾震潮先生》的一首诗，寄托作为学生的我对老师顾先生的无限景仰的心情。当时，全国开展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称为“比、学、赶、帮”。
曹新孙先生的治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开拓的精神。 二是追求科学真理，践行学术继承的精神。 三是引石铺路，无私奉献的精神。 1962 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科院林土所工作，有幸进入了曹先生领导的科研集体。从此，便和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以及由他开辟的防护林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顾功叙、傅承义、李善邦都是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更是当年奋战在地震研究战线上的大师。 中国是陆地地震，或者说是板内地震，最多发的国家。中国占世界7%的土地却承受了全球33%的大陆强震。为了认识地震成因机制、找到地震预测预报的技术和方法。
最终为之献身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现代生态学的奠基人马世骏先生。 本文仅通过追踪我国“生态文明”观形成的轨迹，重点探讨马世骏先生如何从一位中国著名昆虫生态学家，在蝗虫、黏虫危害治理方面已功成名就的专家，而毅然转变到生态学中一个更为复杂的研究领域，在年届七十之际，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并为之呼唤、呐喊，践行不倦的情怀。
四十年来，郭书春在《九章算术》和刘徽的研究中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十几部著作，社会反映较好，有的图书获国内外大奖，大多数著作被重版。其认真研读原著、敢于追求真理的学风值得后人学习。 四十年来，我在《九章算术》和刘徽的研究中做了一些工作，出版了十几部著作，社会反映较好，有的图书获国内外大奖，大多数著作被重版。在一次面向青年学子的讲座中，有人问我:郭先生是怎样想到研究“刘徽”的?
叶笃正先生是世界气象学界屈指可数的学术巨匠之一，也是我国大气科学及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问鼎大气科学研究巅峰的同时，叶先生特别重视科普工作。他认为做好科普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举措，科普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科学家要用深入浅出的话告诉公众自己在做的事情。
1929年他满怀发展祖国植物学科的雄心壮志，带着一箱书和植物标本，回到了祖国，被聘为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主任。当时所里只有几个工作人员，研究资料也只有他从法国带回的植物标本和一套法国植物志和零散的书籍。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老一代科学家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简称地质所)的建立、发展和壮大立下了不朽功勋，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是我尊敬的老师、模范和先行者。这里，就我的管见所及，略陈一二，以示对他们的尊重和怀念。
在那个举国沸腾的年代，一大批志在四方的年轻人来到北大荒，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钻探事业，把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的王春鹤就是其中的一员。
华寿俊和王士珍在就读浙江杭州之江大学时相识、相爱，结为夫妻，后共同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们为中国的科技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是受人尊敬的老一代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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