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慎谔——我国植物和森林保护的坚强卫士和治沙先驱

陈 涛

　　摘要：

　　刘慎谔(1897-1975)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地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享誉国内外。他一生治学严谨、不畏艰险，努力挖掘和保护祖国的植物和森林资源的爱国情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勇于探索、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值得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生态工作者学习。

　　刘慎谔(1897-1975)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地植物学和森林生态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享誉国内外。他生前曾任中科院林业土壤研究所(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前身)副所长，一级研究员;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民盟沈阳市主任委员，沈阳市副市长等;1975年去世。

　　他一生治学严谨，坚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他主张森林实行择伐，坚决反对大面积皆伐，为保护我国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的森林大声疾呼;为保障包兰铁路建设，科学实行草灌结合治理大西北沙漠。他的工作取得了瞩目的重大成果。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刘慎谔以动态地植物学为理论基础的“森林采伐更新理论研究”和共同协作的“西北沙漠地区修筑铁路设计施工”两项成果被授予重大科研成果奖，给我们国家和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刘慎谔先生1897年出生于山东牟平县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考入保定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1920年赴法国留学，先后进入郎西大学农学院及蒙比利埃农业专校学习，1926年在科来蒙大学毕业，获理科硕士学位。同年法国著名植物学家Braun Blanguet 给刘慎谔提出有关高斯山区植被的几个问题。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刘慎谔只身一人在法国高斯山区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完成了全面调查研究。1929年他在巴黎大学提出高斯山植物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法国留学10年采集了2万多号植物标本。1972年，当他随我国科学代表团在巴黎参观访问一个植物学研究机构时，法国朋友特意展出当年刘慎谔在法国时期的著作，他们说:“刘慎谔是第一个研究法国植物的外国人。”

植物和森林资源保护的坚强卫士

　　作为植物学家的刘慎谔，他爱惜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对毁坏大自然草木行为竭力反对，而且一有条件就择地建植物园。1929年他满怀发展祖国植物学科的雄心壮志，带着一箱书和植物标本，回到了祖国，被聘为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主任。当时所里只有几个工作人员，研究资料也只有他从法国带回的植物标本和一套法国植物志和零散的书籍。他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到各地采集标本，同时在植物所附近建立植物园。1935年，北平市市长袁良要全部毁掉植物园已栽种的树木而改种白菜。刘慎谔非常愤慨，他写信向各方面呼吁希望能保留植物园。他在信中写道:“北平市政府舍本逐末，……又复倒行逆施，横加摧残，以改充农田(种菜)为名，取消中国已有5年历史之唯一植物园，弟以事关学术建设，不忍坐观宰割……然市府之野心未死，数千植物之生命危在旦夕!”尽管一直呼吁，然而无济于事。

　　1936年底，北平形势紧张，为躲避日寇侵华战乱，植物所迁至陕西武功，与西北农学院成立了西北植物调查所，同时又筹建了一个植物园。刘慎谔亲自领人到山里挖树苗和收集花木。1941年北平研究院迁至昆明，刘慎谔又去昆明，住在西山的一座庙里，依旧注重到各地采集标本和调查研究工作，同时在西南联大兼职任课，并且在昆明筹建一个植物园。1945年抗战胜利，刘慎谔回到北平。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植物所被国民党兵侵占，植物标本横遭践踏。刘慎谔组织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把植物标本转移至中南海怀仁堂。当时植物所园内炮弹飞落，他和同事躲在寒冷的锅炉房看守温室、图书和设备。1950年，刘慎谔应东北农学院院长刘达之邀请来到东北农学院建立东北植物调查研究所。1953年东北植物调查研究所改为中科院林业研究所筹备处，1954年与东北土壤研究所筹备处、长春综合研究所农产化学研究室合并成立中科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刘慎谔任副所长兼植物室主任。他除了指导植物学的分类原有工作外，对东北的植被和森林采伐更新做了大量深入调查研究。

　　小兴安岭是东北地区东北部低山丘陵山地，西与大兴安岭对峙，面积77725平方公里，是我国重点用材林基地。森林面积500多万公顷，主要是红松、白桦、栎树等。森林蓄积量 4.5亿立方米，其中红松4300多万立方米，占全国总蓄积量一半以上，素有“红松故乡”之称。

　　刘慎谔通过调查首先提出了红松阔叶混交林地区的植被演替规律，并应用这些植被演替规律来解决林业生产问题。1955年当他看到在小兴安岭开始试验顺序带状皆伐(林区工人把这种采伐方法叫作“剃光头”),一片片好端端的森林，即时变成了只剩下枝丫、断木和落叶满地的凄凉景象。他感到非常痛心，他认为红松是阴性树种，像这样的异龄复层林是不适于大面积皆伐的，这样砍伐下去，材质良好的红松阔叶混交林就会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大面积的次生林和荒山秃岭。由此也破坏了森林生态环境，造成气候条件恶化和大量水土流失。对此他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出于一名科学家的良知，挺身而出，反对大面积皆伐。他根据红松阔叶混交林的演替规律明确指出，现在红松林外围正在逐渐扩大和发展的蒙古栎林，就是红松林过去受到严重破坏形成的次生林。从植被演替关系上，这些比较稳定的次生蒙古栎林是红松林的转化顶极，即使造成植被转化条件消失以后，在一般的自然条件下，也不能再恢复到原来的植被。

　　根据这些理论依据和红松林破坏后逐步扩大发展成为次生蒙古栎林的事实，他坚决反对大面积皆伐，他将自己的学术观点公开在1955年《林业科学》上发表，并在全国和东北地区林业会议上做报告。当《中国森林杂志》组织关于红松林采伐更新方式的讨论时，刘慎谔提出:“红树林必须实行择伐和天然更新”，旗帜鲜明地反对大面积皆伐，主张实行择伐，并积极支持由乌敏河林业局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的适用于红松林复层异龄结构的采育兼顾伐(即现在的采育择伐)。而主张大面积皆伐的人对刘慎谔的主张认为择伐是古老的采伐方式，在报刊上给刘慎谔扣上主张择伐、天然更新是靠天吃饭，“等待自然的恩施”和“自然主义”的帽子。刘慎谔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大声疾呼，要为了子孙后代着想，不能“吃祖宗饭，造子孙孽”，要保护森林资源，不能杀鸡取卵，采伐必须青山常在，永续作业。他除了在理论上论述自己的观点外，还亲自领导一个科研小组，深入到小兴安岭林区调查。当林区工人看到他以68岁高龄还和大家一起爬山越岭去调查时，深受感动。通过调查和试验，他提出了伐后保留一定郁闭度和一定数量的中小径木是保证越采越多，越采越好的关键问题。他这种为保护我国宝贵森林资源，坚持科学真理，不惧攻击而奋斗的精神，深受大家赞扬。伊春林业管理局的宫殿臣书记说，刘慎谔老先生最关心林业生产，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受林区工人尊敬和爱戴的老科学家。在去世前一年(1974年)，刘慎谔还写信给宫殿臣，嘱咐一定要做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我国沙漠治理的先驱

　　刘慎谔先生是我国沙漠治理的先驱。1953年刘慎谔率领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在辽宁省西部阜新章古台建立了沙漠定位试验站。他根据沙地植被的演替规律，并结合固沙实践，与1952年成立的章古台治沙所同事一起总结出一套草、灌、乔相结合的人工植被类型的治沙措施，对我国治沙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如今有“八百里瀚海”之称的科尔沁沙地南缘章古台，昔日沙海茫茫，风沙滚滚的流动沙丘旁，已建成一片以樟子松为主的万顷防风固沙林。万顷林海，苍翠欲滴，鸟语花香，兽走禽飞。万顷固沙林有力控制沙漠化。2012年章古台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常有世界各国官员和学者前来参观考察。

　　腾格里沙漠是我国八大沙漠之一，海拔1200米，总面积3.67万平方公里，沙丘占70%以上。宁夏中卫市城区西部的沙坡头，位于腾格里沙漠之东南缘，海拔1300-1500米，总面积4500.3公顷，集大漠、黄河、高山、绿洲为一体。1956年，铁道部建设包兰铁路，其中在中卫县一段140公里，要穿过腾格里沙漠。铁道部通过中科院委托林土所承担铁路沿线治沙任务，合作单位有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所、铁道部第一设计院。同年3月刘慎谔与李鸣岗率领队伍出发，冒着风沙，骑骆驼进入沙坡头沙区。沙坡头风沙大，降水量少，高大流动沙丘，大家对植物固沙能否成功信心不足。经过仔细考察，刘慎谔带领大家站在大沙丘上，遥望黄河南岸，指着一片油蒿固定沙丘说:“这块沙丘就是我们的样板，将来铁路沿线达到这个程度，通火车就没有问题了。我们看了这个样板，就要有信心，一定能做到。”为了仔细观看黄河南岸植被演替关系，他和大家一起坐羊皮筏过黄河。小小的羊皮筏在波涛汹涌的黄河里颠簸起伏，初坐的人手里都捏着一把汗。而他却谈笑风生地给大家讲解沙地植被的重叠与交叉演替关系，这使大家的心安定下来。

　　为了固沙，他对主要固沙植物-蒿子，做了深入的研究和精辟分析。他说，蒿子在这里，我们把它当作草，实际上他是非草非木，他下半截不死，但木质化程度不高，到冬季上半枯死，叫作“半灌木”。由于大气候的不同，蒿子种类也不同。在东北西部及小腾格里拉沙地东部有差巴嘎蒿，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一直到甘肃河西走廊，有油蒿和籽蒿，这几种蒿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喜沙。因此在固沙开始时，我们需要它，在固沙时要与种植蒿子配合进行，而且一定要用油蒿。籽蒿固沙作用不好，就用沙障来代替这个先锋阶段的植被。因此说把油蒿直接栽到沙障中，并不算违背植被演替规律。植被演替是不能改变的，但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控制它，不能死搬，要灵活运用，但是演替规律的原则，绝不能违背。最后他指出:“在固沙方面，蒿子起到草的作用，还必须与灌木(柠条、花棒等)配合起来才行，草、灌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治沙的目的。自然界的规律是先草后灌，我们根据治沙需要可以灌草并进。有条件可以同级代替。这不算违背自然规律。如果只上一种，那才是违背自然规律，只有草灌结合，才能加快改造自然的速度。”

　　1957年他又深入沙区，研究沙漠植物分布，生态习性以及植被演替规律。他鼓励大家一定要在1958年提出保证通车的植物固沙方案。值得欣喜的是，1958年7月，全长990公里的包兰铁路胜利通车。现在沙坡头已成为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沙漠生态自然保护区。1959年中科院成立的治沙队，刘慎谔兼任治沙队副队长，每年要到西北沙漠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指导工作。刘慎谔先生关于治理沙漠的动态地植物学理论和措施，为我国的治沙工作打下深厚的理论基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7年包兰铁路的防沙治沙措施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刘慎谔先生有重要贡献。正如中科院兰州沙漠所已故治沙副队长李鸣岗先生所赞扬的那样，刘慎谔不愧为我国治沙研究工作的创始人。

　　刘慎谔先生虽然去世已44年了，但他一生不畏艰险，努力挖掘和保护祖国的植物和森林资源的爱国情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勇于探索，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值得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生态工作者学习。

　　注:陈涛，82岁，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源自：《定格在记忆中的光辉70年：献给中国科学院70周年华诞》，科学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