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学生张宏在完成一篇论文后，署上了吴自良的名字，以示论文是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完成的。然而，当他们将论文呈送吴自良审阅和修改时，吴自良当即表示：“文章可以发，但是我的名字必须删掉。”最后，张宏等人只得在作者列表中删去他的名字，仅在“致谢”中提到他的贡献。
明白了组织的用意和自己身上的重任。 最终，杨承宗坦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没接到正式调令、任命，便前往五所工作。他每周一、二、四、五在五所工作，每周三、六则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书。 就这样，杨承宗在没有明确头衔的状态下，作为五所最高技术负责 人工作多年，为中国铀工业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一位没有“名分”的科学功臣。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入侵东北三省。在东北大学任教的钱临照一时间流离失所，回到北平被严济慈收留。 钱临照非常想去严济慈主持的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前身)工作，无奈严济慈手下已有4名助手，名额满员。 此时的钱临照已经结婚成家，为了养家糊口，他在上海工部局所属的电话局里谋到一个技师的职位，月薪160元。
在科学界，要大家接受一个新的观点并不容易。邹承鲁关于核糖核酸酶的研究结果发表之后，有些国际同行表示质疑。国内外不少实验室用不同的酶进行类似的变性实验，虽然多数和邹承鲁的假说相符，但也有少 数科学家报道了二者同时发生甚至构象变化先于活性丧失的结果。
1963年8月，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前身)所长到天目山采集标本，尹文英随同前往。当年，尹文英刚从武汉调到上海，还没有接手科研项目。她随手翻阅着一本《昆虫采集法》的小册子，看到一幅陌生的昆虫图。所长说：“这种昆虫叫原尾虫，我国还没有发现过，你不妨找找看。”
9月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棉花遗传育种专家喻树迅在海南逝世，享年73岁。这位被誉为“育种魔术师”的科学家，一生与棉花结下不解之缘，用毕生心血书写了中国棉花产业的传奇。 “作为农业科研工作者，就是要做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是要为广大农民的最根本利益服务”，这是喻树迅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践行的信念。
刘建康的实验结果与世界生物学权威魏斯曼的“种质连续学说”产生了明显的矛盾。他没有畏惧权威，也没有对自身产生怀疑，而是在论文中果断针对“种质连续学说”提出质疑，认为“魏氏的理论过分着重于重演学说而所提供的事实根据太少”。观点一出，生物学界的同行们纷纷对他的勇气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致以敬意。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淞沪会战打响后，杭州频频遭受敌机轰炸。国难当头，为了积蓄救亡图存的教育科研力量，当年11月，浙江大学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 从杭州出发，迁移4次，历时2年多，跋涉2600余公里，其间“不停课不停学”……这次“西迁”也被后人称为“文军长征”。
从1994年开始选址到2016年落成，团队经历了数不清的困难。一次选址时碰上下大雨，南仁东脚下打滑滚了下去，幸好被两棵小树挡住。还有一次在大窝凼考察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因为亲眼见过窝凼里的泥石流连人带树一起冲走，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
20世纪80年代，吴文俊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方法扩展到了更一般的方程机器求解，形成了一个系统的领域——数学机械化，并获得了极广泛的应用。数学机械化的方法正在渗透到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同时被应用于机器人、连杆设计、控制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等高技术领域。
在神光Ⅱ工程多功能光束系统研制期间，针对大口径光束空间滤波器出现的光束质量较差问题，林尊琪不循规蹈矩，创造性地提出了使用非球面透镜作为空间滤波器的输入透镜的方案。当时，国内尚未有使用非球 面透镜作为空间滤波器透镜的先例，国外也鲜有报道，大家对此有很多质疑。
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只有很少的科学家从事应用光学研究。为了发展我国的光学事业， 一直渴望在我国研制出光学玻璃的龚祖同接受王大珩的邀请，举家迁往长春。龚祖同被任命为长春仪器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的前身)光学玻璃实验室主任，与王大珩一起部署仪器馆熔炼光学玻璃的研究设施和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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