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战喀喇昆仑冰川--巴托拉

何兴

　　摘要：

　　巴托拉冰川位于喀喇昆仑山西北部的巴基斯坦境内，长度达到59.2公里，流域面积达到687平方公里，其中冰川面积达到332平方公里。1970年起，我国援助巴基斯坦修筑的中巴喀喇昆仑公路，1972年和1973年的巴托拉冰川洪水，将这段公路及桥梁毁坏，交通中断。受筑路指挥部请求，国内派出由我担任组长的冰川专家组对巴托拉冰川进行考察，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不间断观测和分析，起草撰写上报筑路指挥部的报告《巴托拉冰川对公路桥位影响及修复意见》。为这条路段于1978年修复通车提供了技术保障。

　　巴托拉冰川位于喀喇昆仑山西北部的巴基斯坦境内，是中低纬度山岳冰川，长度达到59.2公里，是世界八大著名冰川之一。巴托拉冰川的流域面积达到687平方公里，海拔最高7795米，最低延伸到2516米。其中，冰川面积达到332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48%。巴托拉冰川是一条具有高水平冰雪物质收支的积极活动的规模巨大的冰川。

　　1970年，我国援助巴基斯坦修筑的中巴喀喇昆仑公路，沿洪扎河路段115-119里程通过巴托拉冰川末端。1972年和1973年的巴托拉冰川洪水，将这段公路及桥梁毁坏，使其交通中断。当时在国外的筑路指挥部请求国内派出冰川专家对巴托拉冰川进行考察，时间限制为两年，在1975年底提出巴托拉冰川对公路的影响，并提出修复方案。这个任务自然落在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的身上。所内即决定组建“巴托拉冰川考察组”赴巴基斯坦，由我担任组长，施雅风先生担任副组长，后来又增加王文颖、刘大义(国家登山队教练)两位副组长。

　　当我接到这个任务时，心情不是喜悦而是沉重。我知道，这是一种责任、一副重担。因为那时冰川冻土研究所尚未“啃过”冰川如此巨大、工程任务如此重大的“硬骨头”。但我作为一个党培养多年的共产党员，应当相信党的力量，相信科学家的智慧。当时我就像一个要出征的战士，下定了只能赢不能输的决心。

　　我们迅速在所内抽调了16名精兵强将作为考察组的技术骨干力量。他们是:冰川学与地貌学家施雅风、张祥松、苏珍，冰川学家谢自楚，冰川气象与气候学家白重瑷、张金华、刘光远，地面立体摄影测量与控制测量专家王文颖、陈建明、张怀义、孙作哲、刘景璜，泥石流与冰川水文学家李械、蔡祥兴、李念杰，地球物理勘探专家顾钟伟。国家登山队抽调登山教练刘大义、陈山、杨德友、洛桑德庆4人，负责登山训练与安全。兰州医学院派出王恒达大夫做随队医生。筑路指挥部派出乌尔都语翻译张春祥(后成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司机张韶军、赵茂全，以及13名筑路战士作为辅助人员。这样，在1974年初，很快组成了37人的巴托拉冰川考察组，于4月初在新疆乌鲁木齐市集中，进入筑路指挥部编制系统。4月4日，党委批准成立冰川技术考察组临时党支部，何兴任党支部书记，施雅风任副书记，王文颖、刘大义、侯存修为委员。何兴任筑路指挥部党委委员。

　　虽然我是正职，施先生是副职，但我清楚，施先生是我国冰川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是我们考察组的领头羊和主心骨，我的责任是保障他的设想、安排和计划顺利实施，保证完成任务。

　　1974年4月10日，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15日到达喀什，稍作休息和补充物资后，18日在我国红其拉甫达坂边防站过境，进入巴基斯坦。在一百多公里的下坡山路上，巴方并未设防，直到下午5点我们到达巴托拉冰川口，安营扎寨。

　　至此，我们融入了9000人的中国援巴筑路大军，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那时的筑路工人，没有一件像样的大型机械筑路设备，全凭工人们用钢钎、炸药、镢头、铁锨、小推车修路。在那样一个穷山恶水的环境里，能钻出一条公路来，其艰难程度是可以想象的，有的战士为此致残，甚至付出了生命。当然，那是为了中巴友谊的国际主义精神。为此我们下定决心，为公路通过巴托拉冰川末端找出一条安全可靠、省力省钱的线路来。现在，随着瓜达尔港的建成，这条路成为我国又一条能源大通道，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在巴托拉的生活初步安排下来后，我们即刻转入考察工作。首先是对任务进行解剖，选定目标和主攻方向。

　　我们的考察有限定的时间和确定的目标任务。中巴公路通过巴托拉冰川末端时有两条可供选择的线路。一条是避开巴托拉冰川，绕道洪扎河左岸。这样公路要增加两座横跨洪扎河的大桥、三座跨越泥石流沟的中小桥和新修四公里半的路基工程。这会使得工程造价增大，工期延长。另一条是通过巴托拉冰川末端，循原线修复，这样只需修一座中桥和三百多米的路基即可，但有巴托拉冰川的危险。因此，工程的修复左右为难。我们经过初步的考察和论证，查明巴托拉冰川对公路的影响有四个方面:一是公路通过区域有没有冰川前进中遗留的埋藏冰?二是巴托拉冰川的洪水流量有多大?三是巴托拉冰川融水河道的稳定程度能否变迁?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巴托拉冰川末端冰崖的进退变化及其幅度有多大?

　　接下来我们的一切考察观测工作，就围绕着上述四大问题展开。同时也以任务带学科，搜集更多的资料，丰富和提高冰川学理论。

　　虽然我们人力无法改变自然，但可以认识它、摸透它。为此，我们给巴托拉冰川布下了“天罗地网”。

　　所谓“天罗”，就是在冰川两侧的高山上进行大地控制测量和地面立体摄影。控制测量布设了21个控制点组成的三角锁，交汇了22个主要山头和有明显特征的位置作为检查点。地面立体摄影测量共建立51个摄影站、65条摄影基线，摄得150个立体像对，无缝接壤。这样就把巴托拉冰川都掌控在手，密而不漏。

　　所谓“地网”，就是在长度近60公里的冰川上建立了6个高山营地，陈兵布将，在下游20公里的冰川范围内，对冰川运动、消融和厚度进行网格式的重点布局和详尽考察观测，不留盲区。对冰川运动布设和观测了24个控制点、18个断面、129个速度测点。冰川流速从中游11号断面的112.19米/年，向下游末端的2号断面衰减为19.36米/年，测得最大极值流速为517.5米/年。对冰川消融测量是用手摇打钻插花杆布设了16个断面、66个测点，测得平均年消融深4.84米，极值在冰舌末端，达到18.41米/年。冰川厚度与冰量测量使用重力法测定，布设了5条剖面、66个重力点，在第11段面测的冰川平均厚度为310米，最大厚度极值为432米，到下游冰舌末端的第二断面平均厚度递减为85米，最大厚度降至115米。由此得出的冰量，每年通过第11断面的冰量为10140万立方米，到达冰川末端的第2断面的冰量为350万立方米。在第2至第11断面间的39.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冰川平均厚度为229.51米，冰储量达913440万立方米。另外，我们还建立了正规的水文站和气象站，进行了两年的不间断观测;采集树木年轮进行了积累、热量平衡和冰川温度等方面的观测，均取得了宝贵的资料。

　　在进行了1974年和1975年的工作后，我们取得了一个年度和两个夏季的完整资料。1975年底是我们交出答卷的时候了。首先，各小组将取得的资料经过整理、分析、归纳，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化过程。各小组每个人都要紧扣主要任务目标，拿出总结成果。讨论中，我们发扬学术民主，提倡自由争论，因此问题也集中，争论也更加热烈，互相说不服时，再到现场实地查看。大家集思广益，新方法、新见解、新理论不断涌现。这样，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最后得到殊途同归的结果。

　　这样，答案就出来了:

　　一是冰川进退不影响公路。若从当时算起，冰川大约19年将前进210米，到达公路最近点320米时停止前进，此后将转入衰退，延续到21世纪中叶。

　　二是给出了50年一遇的洪水量为555米3/秒(流量相关为646米3/秒)，百年一遇的洪水量为577米3/秒(流量相关为692米3/秒)。

　　三是冰川出水洞及河道稳定程度。给出了目前的排水洞是稳定的，并会延续到21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四是埋藏冰问题。经查明，在公路通过线上没有冰川遗留的埋藏冰。为此，建议公路循原线修复。

　　最后，施先生安排我按照大家总结的一致结论，起草撰写上报筑路指挥部的报告《巴托拉冰川对公路桥位影响及修复意见》。这时，我已经没有了当初组队时的沉重心情，对考察结果充满着自信和担当。

　　报告上送筑路指挥部后，筑路党委对我们的工作和结果非常满意，批准我们撤队回国，并即刻下达筑路测设队，按冰考组的报告设计施工，最终这条路段于1978年修复通车，至今完好。按当时的币值计算，工程约节约1000万元人民币。撤队时，筑指结算考察组国外费用总计为5万元人民币。

　　1975年12月10日，我们收队回国。回国后，我和施先生去北京，向喀喇昆仑公路主管部门总参等进行汇报。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接着，全体科技人员在施先生的具体主持下，完成了40万字的科学总结专著《喀喇昆仑山巴托拉冰川考察与研究》，由科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这个项目同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巴托拉冰川考察取得的成果，开辟了我国冰川研究的新时代，不仅把我国冰川学研究推向与工程建设更加密切结合的新时期，而且在冰川进退预报中创新性地总结出“波动冰量平衡法”和“运动速度递减法”等，都是一种理论创新。

　　巴托拉工作已经过去47年了，当年征战巴托拉冰川的这些战友，活着的已进入耄耋之年，有幸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深感荣幸。

　　祝中巴铁哥友谊永存，祝我们的党、祖国永远年轻。

　　注：何兴，83岁，曾任中国科学院《冰川冻土》学术期刊专职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正编审。

　　源自：《我心向党 科学报国 - 科学家精神在这里闪光》，科学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