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数量生态学的奠基者阳含熙院士

李飞

　　摘要：

　　2010年，我国著名的生态学家、林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阳含熙先生以93岁的高寿溘然长逝。虽历多年，阳先生慈祥的笑容、略带江西口音的话语、生态保护的贡献仍然在人们的记忆中……

　　2010年，我国著名的生态学家、林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阳含熙先生以93岁的高寿溘然长逝。虽历多年，阳先生慈祥的笑容、略带江西口音的话语不时在我脑海中浮现……

　　我第一次见到阳先生是在1978年。当年我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生态学专业研究生。接到通知后，我到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进行复试。复试地点设在大屯路917大楼，考官是阳含熙和李文华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阳先生。当年我在湖南一个山区县工作，他问了几个关于该县植被类型与生态的问题。我根据观察和体会做了简要回答。他和李先生面容和善、慈祥，这场复试就像长者与晚辈在书斋里的一次寻常闲谈。我紧张的心情渐渐松弛下来，回答问题也流畅了许多。至今我还对阳先生的博学由衷钦佩，他居然能对南方一个偏僻县的森林植被如此熟悉。事后我才知道，复试的八位考生中仅录取了三个人，我师从李文华院士。而后，我被分配在综考会，与阳先生、李先生同在一个研究室，有了较多的接触和学习机会。

（一）

　　阳含熙先生是江西南昌人，1918年4月29日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早年留学澳大利亚和英国，获双硕士学位。1950年底，他回到祖国，经马寅初先生推荐到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任副教授。1954年，他被调到林业部中央林业研究所(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1956年，中国第一个森林土壤室和林木生态室成立，他兼任两室主任。他所开展的桉树和杉木的生态学研究，开拓了中国森林生态学研究的先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对杉木进行的生态学特性研究及对平原造林与散生树木生态调查方法的研究，为我国森林生态学应用奠定了基础。1976年，他调到综考会工作，任该会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主任。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历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副主席等职，为我国参加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网和促进国际生态学合作做出了显著贡献。

　　他倡导并发展了我国植物数量生态学。植物群落的聚集、分布、演化及植物的生长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传统的生态学定性描述这一现象与过程，难以准确揭示这一复杂的生命过程，数学语言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定量、动态地描述环境与生物的相互关系。将数学导入生态学，为生态学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开辟了全新的研究领域。由他撰写的专著《植物生态学的数量分类方法》，对我国生态学特别是数量生态学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外的数量生态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因此，他从介绍国外数量生态学的论文与专著入手，先后主持翻译出版了比洛(ECPileou)的著名经典《数量生态学》、英国陆地生态学研究所的《植物生态学的方法》等，有力促进了中国植物生态学的发展。1979年，他首次应用微型计算机做出中国植物群落数量分类的实例。1980年，他举办训练班，普及系统分析在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如今该班学员已成为我国数量生态学研究和教学的骨干。

　　1979年，他参与筹建了长白山森林生态定位观测试验站，并对长白山森林的植物群落分类、种群格局、年龄结构、更新策略、干扰及动态过程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具有开拓作用。他提出新的数量分类方法，证明二元数据应用效果良好。这为数据采集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他在分析物种种群分布格局上，提倡多种统计检验方法，比国外普遍采用一种检验法得出的结论要客观、全面。他用独创的系统分析方法对长白山红松林的年龄结构进行了分析，动态模拟出200多年的红松林演化过程。他发现红松等林木有连续更新和间断更新两种不同更新模式，从而解释了红松林演替中的一些复杂现象。他与研究生们修正了霍恩(Horn)在1976年用马尔可夫链模型研究植物演替时所用的方法，提出两种新的转移概率计算方法，充分考虑老树死亡、新林生长进入林冠层的时间，比霍恩的模型更接近真实。这一成果在1986年第四届国际生态学大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二）

　　2000年，我搬到科学园南里，与阳先生同住一个小区，有了较多接触。虽然他已届耄耋之年，但仍心系家国，时时关心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他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融入现代的生态文明中。他常提起理学大师朱熹在武夷山种树的故事，告诫后人要热爱生态，并常引用《论语·雍也》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词句动情地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一个最浅显的标准，看他是否保护森林、植树造林。百年树人，喜欢青山绿水、热心植树造林的县长才是好县长。"他反复告诫人们，不要破坏生态环境，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滥用自然资源。

　　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还较淡薄，北京的降雨偏少，周边地区的植被破坏严重，从内蒙古自治区袭来的沙尘经常影响北京，百姓苦不堪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将当时的北京列入荒漠化边缘城市。面对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阳先生大声疾呼。在他的推动下，《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风沙紧逼北京城"的文章，曾引起轰动，敲起一记警钟，为日后京津风沙源的治理和"三北"防护林等生态工程的实施，起了重要舆论引导作用。

　　阳先生高度重视生态科学知识的普及，主张提高环保意识要从娃娃抓起。2003年夏季的一天他约见我说:清华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批科普丛书，他打算报一个与生态有关的题目，要我先拟提纲，并执笔撰写，然后由他定稿。我虽然出了不少专著，但从未写过科普书籍，对能否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有所担心。他鼓励我去尝试，并告诉我:"把深刻的科学道理用浅显的语言表示出来，做到童叟皆知，这才算本事。"我多次到图书馆、新华书店查阅科普读物，犹如当年攻读研究生时期。拟定的提纲上报不久得到通过。日后我才知道，上报提纲的院士颇多，但选定的提纲极为有限。由阳先生和我署名的《生态系统浅说》出版后，读者反映良好。受到这本生态科普书籍的影响。尔后，我又撰写了多篇关于生态和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文章，发表在《科技导报》等刊物上。

　　注：李飞，76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源自：《我心向党 科学报国 - 科学家精神在这里闪光》，科学出版社，2021